对话复旦大学张军：40年遥瞰，站在历史的交汇点理解世界

发布时间：2025-04-05 07:08:45 来源：时事速递网 作者：星辰

百川归海，潮头观澜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，“以简驭繁，方见心之向往”。作为60后，张军从1981年入学起就开始研究经济，四十余载虔心“经世之学”，用时光雕刻学术之美，探寻中国经济发展之路。站在历史的交点理解世界，做时代的虔行者，张军说，首先是敬畏这个时代，其次是不能“坐而论道”，要追求“卓越”。于不安中兼容笃定，于静谧中引领澎湃。这种“虔行”的品质，梅赛德斯-奔驰亦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奔驰之志，在于不断借产品和服务定义完美；奔驰之恒，在于品牌对汽车完美制造的矢志不渝。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，奔驰始终保持着笃定从容的姿态，积极把握产业转型机遇，调动自身积累的优势资源，凭借先进的技术创新、持续深化的本土化布局，不断推出适应不同消费需求和市场趋势的新产品、新技术和新服务，展现出了开拓进取的澎湃活力。杨宇东：张院长，我在想象，当年您大四，复旦迎来一位美国总统，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张军：复旦有一份校刊，把里根的演讲全文翻译成了中文，那时我收藏了好几份，反复去读这篇演讲，外文系的老师翻译出来的中文非常优美，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，里根演讲的最后，引用了周恩来总理的一首诗：《送蓬仙兄返里有感·其一》险夷不变应尝胆，道义争担敢息肩。待得归农功满日，他年预卜买邻钱。周恩来年轻的时候，为一位即将出国留学的同学写下了这首 。他理解同学争挑重任，负笈远行，但是也十分珍惜他们之间的崇高友情。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：让我们像近邻一样友好相处。2025，世界和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交汇杨宇东：我们今天也很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，你会有哪些判断？张军：不仅中国的大门不会关上，我想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大门也关不上。不管是在供应链层面，在贸易层面设置什么样的障碍，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封闭的状态,无非是增加了一些成本而已。摩擦归摩擦，贸易上，投资上的相互依赖，我觉得还是会长期存在。杨宇东：那中国怎么去应对这么一个变化？张军：我们每次遇到外部环境的改变都很担心。我们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之前也担心，担心很多行业经受不住这样一个所谓洪水猛兽。但是，一直让经济学家非常着迷的一个地方就是，中国经济特别有韧性。这几年，中国的出口保持着相对强劲的态势，我想，未来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难到哪里去。杨宇东：如果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，建立起内循环，我们应对外部挑战的信心和定力就更足了。张军：内循环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，它必然要有外循环，两个循环肯定是相互促进的。杨宇东：内循环的背后还有很好的制度环境、营商环境、法治建设，统一大市场，反而能够促进中国的市场化，进一步提升市场化、法制化的程度。张军：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规模的重要性，因为规模大，可以把平均成本降得非常低。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规模。2025：我们如何正确面对现实杨宇东：您三十岁不到就出版了著作，而且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，是怎么做到的？张军：可能是我的个人好奇心。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现象会引起我的好奇心，理论上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来解释？经济学遵循这样一种范式，来思考，来解释，来解决问题。经济学是非常技术导向的，它要解决实际问题，把复杂的现象简化成可以用一个模型去刻画它、解释它，然后调整一些参数，甚至可以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世界。杨宇东：今天在复旦校园，看到许多学生在认真地学习，但现在的学生好像跟当年又有所不同。很多家庭越来越“鸡娃”，这些学生在辛苦地考上复旦后，又将要面临严峻的社会挑战。未来，他们应该怎么去适应社会，去选择到像你这样能够终身从事的一种行业？张军：我们现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，就是第一份工作永远是难的。全世界都是这个问题，在欧美，经济进入到一个接近成熟的阶段以后，各方面都会放慢。这对现在的学生来说，当然是压力，我觉得有一条是不变的，就是你个人的兴趣，你的好奇心是最重要的。杨宇东：首先要认清现实，就是社会进入到什么样的状态；第二，兴趣爱好是支持个人长期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，而不是户口、收入等短期考量。张军：从长远来说，即便你容易找到工作，也不见得会去选择这个工作。毕竟经济发展速度在放缓，吸纳和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在变弱。但是，我们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，现在正处在一个高峰期。杨宇东：同步到大学的学科设置，这种供给的结构也需要做一些调整。张军：供给端会做出相应的反应。现在我们的教育也会更好地去适应社会发展，将来的趋势可能会是一种职业教育。长远来看，我觉得，本科教育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慢慢地走向素质教育。2025：中国经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2019年，张军出版了《改变中国》一书，讲述改革开放40年的来龙去脉。这40年间，张军是亲历者，研究者，也是虔行者。一代经济学人，与时代同频共振。其实，张军笔下的中国，何尝不是一位有速度，有温度，有态度，有高度的虔行者呢？杨宇东：五年过去了，如果再版的话，你会增加什么样的内容？张军：经济学家很难花十年去写一本书，因为经济在变化，世界也在变化，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更多地是朝后看，未来我想增加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写如何朝前看，现在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，自身的经济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，所以商业模式也要改。杨宇东：接下来进入一个深海区。记得我采访野村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，当年你为他的《大衰退》中文版写过序。他的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理论在中国特别流行，他确确实实回顾了日本三十年当中很多的经验教训，这些对于当下的中国有什么启示？张军：他的思想跟凯恩斯当年提到的内容比较类似，即利率如果降到特别低的时候，就不起作用了，意思是进入到了一个流动性陷阱。但是，中国的情况跟日本大不相同，因为我们所处的阶段不同，中国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。另外，辜朝明的理论是，债务问题都出现在私人部门，政府的负债比较少，所以政府要多投钱，那我认为，其实中国也有债务问题，但还没有达到日本当年的那个程度。杨宇东：如果您给中国经济问题出一个解决方案，会有什么样的建议？张军：改革开放以后所做的政策调整和改变，在结构上有一个大的特点，就是更多地把资源投到产能的供给。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，很重要的一个是投资拉动型，这会慢慢地让经济变得不平衡，过去因为体量小，很多产能通过出口消化了。但是，当现在外部环境变了以后，很多产能实际上需要靠自身能力来消化，我们现在需要不断培育国内的购买力来吸纳。2025：老百姓还敢不敢花钱杨宇东：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，经济学跟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？张军：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里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，经济学研究的就是，你所关心的这些问题，是怎么造成的。杨宇东：我们知道，中国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，可能只是发达国家的一半多一些，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比重提高？张军：提高消费，就要降低家庭的储蓄率。储蓄之所以高，是因为老百姓有后顾之忧。虽然现在我们的保障网络覆盖逐步扩大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，但是这个水平还是偏低的，保障水平提高了以后，我们整个国民的储蓄率会降低，消费支出就会增加储蓄率降低，需要政府加大对居民家庭的支出。现在投资的资源还是太多，如果政府能够压缩投资，将十万亿甚至十五万亿元转移到社会保障上，对家庭来说，他们所顾虑的方面就会被政府支出所覆盖，他就会增加消费。我们测算的情况就是，假如投资每年减少二十万亿元，这个规模对整个经济增速来说可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，相反可能会降低了债务负担，经济也会变得更加平衡、更加有后劲。2025：如何能够更幸福杨宇东：如何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能？张军：新动能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最重要的是市场跟政府、政策之间要有互动，更多地依靠创业家、企业家在市场上发现新的商业模式。你真正要发现一个企业家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创业变得自由，一定有人愿意选择通过创业来展示才能，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之后，一定有人冒出来。(2015年10月，张军教授与林毅夫、樊刚一起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。然而背后其实隐含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。2009年，张军突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)杨宇东：近两年来，您一方面和病痛在抗争，一方面又不断地有新的学术成果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张军：经历了健康危机以后，我改变了很多，比如，首先是不熬夜了，事实上，工作效率反而提升了；第二，要放得下，这些东西不要成为包袱，就会更乐观，更轻松。杨宇东：今天聊了很多经济学，但是我特别想问，我们的人生，除了物质，除了消费之外，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更快乐的地方？张军：我觉得快乐永远是在过程当中。我的Email名字下面有一句话：“There is no way to happiness. Happiness is the way.”幸福不是彼岸，幸福是通向彼岸的路。当我们说有没有幸福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已经把幸福看成是一个目标了。其实它不是目标，你追求幸福的这个过程，是最幸福的。杨宇东：我们这次年终讲的主题叫时代虔行者，你心目中对时代虔行者有什么样的画像？张军：我觉得，首先要敬畏这个时代。其次，不能坐而论道，要追求卓越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40年弹指一挥间。2024已经从指尖划过，2025即将启航。守大道，寻正道；看去路，找出路，阅世界，悦自己……期待每一个虔行者，都能通过《2024年终讲》，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，找到虔行的目标和动力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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